特别关注：当代青少年儿童学业情感问题解读
中国长安版/余仲宇 徐奋 连启正 责编：李 多 欧日胜
教育是神圣的事业，可不知怎的，一些地方原本十分丰富的教育内容逐渐为一些单纯的学科性、工具性的东西所取代；一些学校自定政策进行“产业”改造，说不清道不明的收费项目也五花八门，直弄得学生以及大家晕乎乎的不知所措——
不尽困惑：失重的“殿堂”
不少已开始涉足社会的青少年朋友，面对纷繁的大千世界似乎都有一种无知、无奈、无所适从、无以言表的伤感：一个连续两次吞服安眠药年仅十四岁的男孩，在医院接受洗胃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心烦”；一名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因老师讲课拖堂两节课首尾对接“憋不住”尿湿了裤子而羞愧不已、痛哭不止；另有几位初中生由于家境贫寒没能按时交纳晚自修“补课费”，被呵斥、数落，成了“班里拖后退”、“脸皮子厚”而不受欢迎的人……
“生” 不 逢 时
特写镜头：
一个暮春的夜晚，天空如墨、万籁俱寂。子夜时分， 一个黑影带着贪婪的目
光闯入一所学校，直奔女生宿舍……
面对“色狼”恣意妄为的挑衅与侵凌，令人伤感的是数十名女生竟噤若寒蝉，
就连几位男教师打着手电说着话从宿舍前面经过时也无人挺身呼救一声或向
外传个信号什么的。“色狼”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大施淫威，先后共猥亵了
十多人，其中2个女生被殴伤，4名女生惨遭……
这是1994年4月发生在黄淮某市一所职业中学校园中让人肠断魂消痛心入骨的一幕。人们在事后的查询中发现，这些女孩的自我防患、自我保护意识十分薄弱。首先，案发前幼稚、愚鲁，没有注意关闭门户，虽然天气开始有点热，但由此却给鼠辈之流造成了可乘之机；接着案发时她们又十分胆怯，畏首畏尾的茫然无措，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助长了无赖的贼胆；而案发后，这些女生又如坐云雾，晕头转向的，竟无人想到应及时报案——此案充分暴露了女生们自身存在的几个弱点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学校及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几个漏洞和被忽视的一些薄弱环节。
事实上，现在青少年学生经常处在各种安全隐患的威胁之中，如马路上锈蚀的广告牌，半拉子工程周边的地基坑，高层建筑阳台上不稳的花盆，松动的窗架玻璃，以及高速奔驰的车流、下课后拥挤的楼道、四处出没的不法分子等等，这些显然都已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不小的威胁。另一方面，一个人在从“自然人”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中，学习一些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范，学习生活自理、自立、自护方面的基本常识、基本技能以及防火灾、溺水、触电、车祸事故，防诱惑、中毒、拐卖、强暴等系列性安全防、救知识，培养应急自救、自卫能力是必要的。可我们的一些青少年朋友，在学校被应试教育拴着，在家中被大人们宠着，生活自理生存和自我防范、自爱、自救等方面的认知及能力甚微，以致各种本不该发生的事件、惨案屡屡发生——或因食物、煤气中毒，溺水、失火而身亡；或因性无知而自寻短见，相识几个小时就成为“爱情”的殉葬品，糊里糊涂地做了恶魔的砧上肉、刀下鬼等等。据来自《光明日报》及中国国家教育部门的消息，1994～1996年仅中国大陆地区每年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在17000人左右，相当于每天减少一个教学班。
教育或帮助青少年儿童学会生存，学会生活保健和自救保护按理是学校及家庭教育情理之中的一些事儿，可平日里我们很少有人对此给予应有的关注。相反的是，不少地方“神童”教育，外语及计算机教育纷纷涌入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校园，“从小学抓起”、“从幼儿抓起”的呼声一浪紧跟一浪，一浪高于一浪，不少可留待日后认识属于纯工具性的东西竟先后成了基础教育和现代儿童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一些人置儿童中小学生学习本国语言和其它课程任务已相当繁重这一客观现实于不顾，提出了什么外语、足球、钢琴之类的也要“从小抓起，越早越好”的论断（动机应该说不错），由此在各类少儿班、少儿培训中心悄然兴起的同时，不少地区都已在小学一二年级、幼儿园开设了微机、外来语课。他们有的不惜花巨资、挤占正常教育活动时间，让年仅十来岁的小学生利用微机外来语学写作文、做算术题……教育内容逐渐为一些单纯的学科性、工具性的东西所取代，生活教育、青少年儿童身心社会化的任务渐渐被挤下讲台，挤出了校园。许多学生，尤其一些已步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不时被各种生活问题所搅扰，由于求教无门，他们常常笼罩在“阴影”中，神思恍惚，心神不宁，有的还由此而误入生活的沼泽地。
——在某市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近40%的中小学生竟不清楚火警电话，火灾发生时，有的不报警或不会报警，有的无知乱报警（参见《光明日报》1997年5月15日报道）；
——2001年，某高校接连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其中一名十八九岁的在校大学生被撞成分碎性骨折，而据警方调查，事故竟是由他本人违反交通规则所致；
——一位年近20的女孩，一天晚上参加小姐妹们聚会，可待11时过后，身着背心、超短裙的她竟独身一人沿着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返回，结果半途被歹徒盯上惨遭强暴，屈辱的泪水尚未打住，孤立无援的她又进而被歹徒击昏抢走身上所有的财物……
另外，在秦岭、太行山等地先后发生的数十起入室抢劫并猥亵、强奸少女的案件中，作案歹徒都是利用这些女孩子过分天真、防卫意识差等弱点，分别籍以“找鸽子”、“查暖气”、“修水管”等各种借口登堂入室后实施犯罪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不少已在高校求读的女大学生、女研究生们竟也相继听信人贩子的谎言，毫不生疑地跟随未曾相识的人贩子去异域它乡“经商”、“实践活动”而陷身魔掌。人贩子、歹徒们固然可恶，而我们的一些大学生有时的表现似乎也还是一些冥顽不灵永远长不大的稚童。在一些高校，不少青年学生虽是专业学科的佼佼者，且又步入成年，但其行为和心理状况却常常表现出与社会要求不相符合甚或令人心酸的幼稚和不成熟。某报曾以“沉重的思考”为题报道过一起让人啼笑皆非的女研究生被骗案。其实，这位女研究生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人长得也非常清秀。一次寒假中，还在准备毕业论文资料的她却被一位农村小姑娘从中原Z市骗到了华东的一个小山村（小姑娘中途早已溜走），结果“银元”未提到，人却成了人家的“新媳妇”。当她明白自己受骗上当后，先后绝过食，摸过电，找过刀子，使过绳子，也曾想到过去教堂——找“神父”帮助，可就是没想到过有关的组织与法律，正义与智谋。据了解，前些年仅中州的公安机关就先后解救过10多名被拐卖的女大学生和研究生，这些女大学生有的是在回家途中，有的是在劳务、自由市场，人贩子仅用一支雪糕、一张车票就骗得了她们的信任，让她们毫不生疑地跟随着上汽车、换火车，辗转东西南北，一直到拽入“新房”后才如梦方醒。
还有的在校大学生竟为巫婆、迷信活动所困而白白葬送自己的青春乃至整个生命……有位理工大学学生在回顾即将结束的四年大学校园生活时十分感慨地说：“我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是在随波逐流，他们不清楚进了大学还要干什么！”此言虽不易为人所接受，但却一语破的，指出了问题的实质。
一些闯进生活误区的学子还极易由此铤而走险，他们或寻思报复、危害社会，或破罐子摔破，进一步走向自我毁灭。就有这样两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他们朦朦胧胧中相恋相爱并进入了还不该由他们进入的人生舞台——偷尝伊甸园里的禁果。不料少女怀孕了，对此，那位昔日不知天高地厚，曾在省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得过大奖的男生却一筹莫展。几天后，这个我行我素的男生怕事情败露后对己不利，竟而丧尽天良地以“商量解决问题办法”为由将同窗数载的“女友”骗入山林扼死在山沟中。
“心” 结 千 千
众所周知，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生理和心理都迅速发展变化，身心各方面都充满矛盾的过渡时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学习压力的增大，各种心理冲突、心理障碍往往层出不穷。
例如，学习内容与方法上的困惑；同学关系与师生关系方面的烦恼；家庭成员间离与人生的困顿；挫折打击与前景的迷茫感；还有孤独与“早恋”的困乏；社交以及侵权引起的心理失衡等等。倘若，我们将视线继续延伸到众多的心灵世界之中，就不会不意识到青少年学生现实心理问题的严重性了。据报载，1992年某市短短的3个月时间就发生了九起学生轻生自杀事件，平均每月达3起。在岛国日本，同样有不少孩子“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仅在1992年这一年里，就有41名年龄在10至14岁间的少男少女选择了自杀。1999年世纪之交的金秋时节，蜀西一所重点中学更是爆出了两名初一女生因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已“没有什么可留恋”而跳楼自杀的恶性惨痛事件！
其实，时下在大、中、小学生中，不少人都存在着焦虑、恐惧、神经性忧郁和情感危机之类的心理障碍。有消息透露，西南地区三所重点高校1977～1986的十年间因病退学的人数占到了休退学生总数的74.6%，其中42.2%是患神经衰弱及精神分裂症；1988年，沿海某市教育局会同有关部门对七所中学700多名学生的心理卫生状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其结果同样表明：心理卫生状况不佳者高达30%，其中心理缺陷17%，心理疾病为13%；1993年，一家医药情报所在对4万多人近三年的追踪研究中也发现青少年中有16.8%的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卫生问题也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初、高中生及大学生中有心理偏异问题的比率依次为13.8%、18.8%和25.4%……可见，处于“心理断乳期”和“精神饥饿期”的青少年学生是多么需要父母师长们的指导和帮助。曾有专家指出，心理障碍问题往往比生理上的残疾更为可怕！
在学校教育的内涵中，是应当包含这一不可或缺的心理卫生教育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又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一个孩子如果感冒发烧，通常会很快被送往医院治疗，但对一个内心受了挫折而忧郁不乐的孩子往往很少有人会给予足够的关注，给以必要的指导与帮助。许多地方常规的心理卫生教育尚未叩开众多学校的大门，师长们大都关心的是面前的学生将来能否获取高分，能否“达标”、“升学”，什么“心理疾患”、“心理卫生与辅导”，在他们看来，都是吃饱了没事找事干。由于一些父母师长终日忙忙碌碌的，孤陋寡闻，也缺乏对个体应有的了解，儿童与青少年学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往往被他们当作“思想品德”问题来进行处理，而未能从行为心理学、儿童社会学的角度去正确地进行把握，进行有效的疏导，帮助“问题生”们克服障碍，走出其心理误区。尽管近年一些地方与学校的心理辅导机构已开始关注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但毕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众多的实际问题。因而，青少年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近乎是在一种无助和失控的状态下生根、蔓延的。
如 一位来自北方农村心中正笼罩着愁云惨雾的大学生在日记本中写道：
“我多么希望能把自己心中的忧伤与烦闷一一地诉说出来呀，然而总也找不到可以尽情倾诉的‘窗口’。虽然自己已结识了一些朋友，但真正可以信赖依靠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就象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找不到可以停泊的港湾，孤独、寂寞时常笼罩着我，使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我只能对着日记本流泪！”
其实，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冲突与心理障碍往往也是他们走向犯罪、走向毁灭的前奏，不少走上轻生和犯罪道路的同学生前也曾奋争过，曾经求援于父母、师长，强烈地渴求过人世间的温情与博爱。可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有的甚或得到了令他们十分难堪的冷漠、歧视和责难……也许有的做师长、父母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会给学生（孩子）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等待着这些年幼孩子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这里，让我们听一听一位违法少年的自述吧——
上初中时，我家离学校有12里路。每天早晨，鸡刚打鸣我就起床，草草地填饱肚子后往书包里塞进两个窝窝头便开始往学校里跑……冬天很快就来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我那双没有穿袜子的脚很快就冻坏了，肿得像馒头，我跑不动了，只好一跛一跛地朝学校里走，终于我迟到了。老师厉声地问我：“你为什么不遵守纪律？”我没有吭声，仅仅是低下了头，因为我不愿意让那些曾经嘲笑过我穷的同学们知道我是由于买不起袜子冻坏了脚。“你怎么不说话？”老师的声音又高了八度。一阵沉默之后，老师终于伸手把我推出了教室，门“哐”的一声关上了。后来，我又迟到了，第二次，第三次……教室的门怎么也敲不开，老师的话也变得不堪入耳，我的自尊心被深深地刺伤了。辍学后，闲散、无聊的生活又使我由玩扑克牌渐渐地走上了偷盗滋事的歪路……
孩子们的生活遭遇着实令人心酸，有时还会让人在心头憋闷得喘不过气来。 事实上，许多人甚至包括老师，先后为那个孩子叹息：唉！要是没有那个该死的冬天，要是不把孩子挡在教室的门外，孩子的人生道路就不会那样了！
“希望”之外的惊惶
十几年前，一项以扶助贫困地区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少年儿童重返校园接受义务教育为内容的活动，在有着浓厚的传统色彩的东方大地上拉开了序幕。这项规模宏大被命名为“希望工程”的社会公益事业，很快得到了海内外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响应和鼎立支持。在慷慨解囊者中，既有企业职员、政府公务员、教师、农民朋友，也有白发老人、收入微薄的残疾青年、省下早餐零花钱的同龄小朋友。一位港籍青年企业家也怀着对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北大荒，为垦区孩子捐赠了200余万元人民币……千百万骨肉同胞的同情与关爱之心，如一缕缕阳光，一滴滴雨露，滋润了无数即将干枯的童心，在他们的心田重新涌动起一股股神奇的力量，尽管这些爱心不可能解决所有面临同样困境的孩子们的种种问题，但它毕竟已给众多的少年儿童带来了一片光明与希望。
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一些地方几乎与此同时出现了拖欠、挪用教育经费，以及令人沮丧不安的乱集资、乱摊派，违规立项收费现象。这些颤自加多收费项目，加高收费标准现象的蔓延、泛滥，使神圣的“希望工程”多了一个专搞恶作剧的“小弟弟”，不断把更多的学龄孩子推出校园，推挤到校门边上！一本名为《沿海经济》的刊物就曾在2000年10月号上，以翔实的数据资料刊发过一篇题为《“学费”猛于虎》的专稿，专稿中就相关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披露。
其实，一些中小学校先是向学生收取“补课费”。由于“一切为了升学统考”，先生们为“后生”的进步加班辅导，收缴点“辛苦费”什么的，也属情理之中的事儿，因而大家几乎都是“咬咬牙”忍了。可后来，情况又渐渐地起了新的变化，从资料费到试卷费、考务补贴，从水电费、卫生费到“服装费”、实验费、桌椅修缮费，再到什么“附加费”、“捐资费”、“赞助费”等等，名目不断翻新。
按理，《义务教育法》上明文规定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是免收学费的，有关文件也用白纸黑字的形式在那儿规定了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不得自行制定收费项目及标准”， “不得向学生乱收费用”等，可有的人就是置之不理，自定政策，频频开“口子”。就在1992年“希望工程”逐步展开之时，一些地方自行出台了向学生收取建校费的“政策”，每人少的100元，多的200～300元不等。与此同时，学（杂）费也由原先的30元、50元涨到了150元上下，一会儿收这费，一会儿又要收那费，弄得孩子们晕乎乎畏首畏尾的，没少挨家长的训斥。
如1998年，某县一所农村中学数百名初中生暑期收费通知书上，除了正常的55元杂费外，还有课桌凳费、教育附加费、时政费、保险费、辅导费，以及其它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收费项目，每生一年里要交给学校的费用据说在700～1000元之间！诚然有人坦言，学校树起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以及教师无心事业情系“孔方兄”的现象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击的结果——
曾有个姓张的孩子，刚上小学5年级，开学时老师提出每人交20元的作业辅导费，说倒也说是“自愿”的，然而没有一个同学敢不交。一个月后不知怎的，老师在教室里又提交“辅导费”的事儿，这下可把大家给蒙了！原来，大家交费时以为一个学期交20元，没料到老师会说“一个月交20元”，而且每次“辅导”时，老师并未安排讲些重、难点之类的，只是坐在那儿看大家在下面做家庭作业，还不时的忘了有这么一回事儿……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关方面就此虽多次发文进行查禁，可一些人总是阳奉阴违，暗渡陈仓。你上边说不要组织集体补课，有人就会打出根据学生家长要求的旗号组织加课，费自然是照收不误（也曾有一些正直、憨厚的教师就乱收费、学生频频辍学问题于心不忍地向有关部门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可势单力薄、人微言轻，最后大都不了了之，有的甚或遭到低聘、缓聘等不公正的待遇）。
在1999年一次受理群众举报清查中小学校乱收费专项工作中，华东某市共查处乱收费款项175万余元，其中乱收“兴趣小组”费60多万元，中餐“伙食费”33万余元，擅立乱收的“水电费”、“夜自修费”、“资料费”58万余元，等等。由于这费那费的家里负担不了，一些孩子由此泣涕涟涟地离开了学校。
“老师！请你理解我——”
不断上涨的学杂费、资料附加费等等，确实让家中无多少经济来源的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压得喘不过气来。面对讲台上站着的那些麻木不仁的师长，有位初中生在他的周记中伤心惨目地写道：
学校这学期让我们参加星期天“强化”班，每人交50元钱，我家穷，母亲没工作，爸爸也好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因而没能按期交款。在办公室里，您当着许多老师的面“修理”我，让我做100个俯卧撑后才放我回家。那天，我真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呀，可您发怒时的神情总让我开不了口，晚上，我们一家人都没能睡着！后来，当我将爸爸为我借来的50元钱匆匆给您送去时，您却对我吼着说：“就你们这些人老拖学校的后腿，以后再拖，开除算了！”老师，您可知道，这50元钱对我们家来说是多么的不易呀！在您狂暴的吼声中，我只知道偷偷地哭…
在世俗“季风”气候的影响下，一些人的眼里，学生已不再是学生了，仿佛只是他们手下受他们管辖的一些劳教人员，甚或只是附着在纸币上去留皆玩于其手指间的一些微小的尘粒。而个别掌握学生成绩及升学“命脉”者更是无所忌惮，为所欲为，他们有的甚或以要挟的手段向学生及其家长索要财物。另有甚者，在各地政府及有识之士开展“不让一个贫困孩子失学”结对助学、免费入学活动的同时，一些地方学校我行我素，不仅乱开口子滥收费，而且目中无人，恣意妄为地规定不能如期缴费的学生不准进课堂！
—— 这是一个北国山乡。1997年春季开学的日子到了，原本离开学校二十几天又有了一种惦念与依恋的孩子及其浑厚的亲人们沮丧地发现学杂费又涨了，上小学的要交二百七八十元，初中生则需三百五六十元。据一家青年报载文披露：开学那天，只见学校的大门闪开着一条缝儿，“谁交出学杂费谁进去”。当地的父老乡亲土里刨食，外出打点零工，人均年收入大多不过七八百元，那里承受得了如此之重负，许多孩子由此不得不辍学呆在家里。后来乡亲们不得已想到了上访的路子，集体签名从3月份起不断上访奔走，到7月份事情才算有了转机，可一学期的宝贵时间早已无情地流走了。
事实上，上面政府核定的杂费标准并不高，农村初中生每学期不过四五十元，小学生则更低，可由于一些部门拨款取向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教育资源的配置过多地集中在城镇重点学校，什么“村校村办，镇校镇办，市属学校市办”，农村中小学校教学楼得农民集资盖，民师工资也由农民出钱摊，另外诸如教育基金、附加费、保证金、绿化费、锅炉费、卫生防疫费、自行车车棚费等等，各种名目的摊派甚多，有的一年下来收取的费用占到了学生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二三十。这里需知，除了上学交费外，毕竟还有一家人吃穿住用以及种子农药多方面的开销。有对姓吴的小兄妹，父母给他们每人缴了55元杂费、140元的代管费后已无力再缴两人共计560元的“教育附加费”了，可学校竟由此不让他们上学，不发教科书。而家长出面说理时，对方不仅说报上的东西不能作真，还叫民警将他们的父亲拘传去了派出所……
据农民兄弟与学校有关方面反映：多年来，从教学楼、道路扩建，到操场改造、内部条件装备到位，一些地处乡村的中小学、幼儿园往往是靠走集资分摊这条路过来的，有的一次“集资”人均分担300元，外加附加费、补课费、活动费、辅导费、月考费、茶水费等等，总数高达1300余元，这给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农民家庭又增加了一大负担，一些人不得不赶猪、牵牛、甩卖家杂什么的，而做家长的气儿最终又往往会转回到孩子的身上，有的干脆让孩子背书包回家打垫做帮手。
更叫人费解的是，一些地方乡镇以财政困难，无力保证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为由，竟把给教师发工资的任务也强行摊派到学生的头上，每个少的交五十元、一百元，多的交二百元、三百元。据说依据的是“谁读书受益，谁投资给老师开工资”的原则，一些人为此还使出了“不交钱不准参加学校考试”等不同的“高招”，有的班级十多名未能按要求交钱的孩子被一一赶出了教室。一位已读初三的男孩就因为家里一时没能筹到钱交上去，在教室外竟站了半个多月的墙根，而他的妹妹比他更惨，离小学毕业还差半年就含泪离开了学校。
有报载，秦岭山麓某镇“不交款者不准到校上学”的紧急文件下发一周后，仍有2000多名学生因交费问题徘徊在校门外。另有一个乡镇也由于这样的摊派行动，开学一个多月了还有1000多人因交不了钱不能进入学校，接受他们本可正常享受的义务教育。
“读点书为什么有这么难啊！”也许象牙塔里呆久了的人确不了解外面工农子弟的一些生活状况。曾有个女孩说起过这样一件催人泪下的事：她中学时有一个同学，本人非常刻苦、用功，可家里实在太穷了，他妈妈是独身一人先去外地乞讨要饭，然而再把讨来的东西一一送到学校里的……
同样面对生活现实，有的教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不仅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为学生代缴（垫付）书杂费，有的甚或还为特困家庭出身的孩子担负衣食、医疗费用等，而也有一些人却对此视若无睹，凭仗着自己特有的可以支配人的位置，顶着上面的有关文件指示不理，该降的不降，不该收的却坚持着强行收取。有的在小学二、三年级就争先恐后地开设了计算机课，课开了就得有日常的开销，就得发放加班辅导费，钱那里来？有人会想出新招：让还不到10岁的小朋友正面抄写“志愿书”，背面再抄上120元的“欠条”，拿回家去让他们的家长看着办。
如果说，义务教育适当收取点杂费是为了弥补公用经费的短缺，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在自行收缴杂费的过程中，一些人总是挖空心思攀比着搞“创收”，你发放“三类教材”、试题资料，我发放校服、生活用品；你“勒令”补课，他向学生“摊派”棒冰、零食，澡票、戏票等等。校服，本是可以倡导俭朴、平等的风气的，也不失整洁、精神之气，可某市一所中学一年时间孩子们手里竟每人发了7套——收缴费用近400元。一些从商人员大都采取明暗回扣的办法通过学校主管领导向学生推销书籍商品，有的小学校长4次收受回扣就达2.5万余元。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某市，还有一位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弄权牟利，利用职权违规推销其“主编”的《诗文×读》（书由下属直接送往各校，人手一册，而一些学校负责人碍于情面不得不组织认购），加重学生负担，至案发时已摊书款20多万元。
有一位深知学生生活状况的教师心情沉重地透露说：其实，每当节日来临，每个班级另外还要给老师们行“礼”，一个学期仅此项开销有的就上千元，虽说分摊到每个孩子的身上才二三十元，可我的一些学生连早餐都吃不起，他们很多人是来自贫困农村或父母都下岗的家庭，是举债来读书的。不说别的，仅这行“礼”的二三十元钱就可能是他（或她）半个月的生活费，此中滋味谁知？面对有关方面的纠风检查，更有一些人或作两本账以应付检查，或设法让孩子们做伪证，并不惜一切孤立、威胁直言答问者。
尽管一些地方经济持续不景气，可学杂费却连年看涨，过半家庭与孩子深受其累。那么这“费、费、费”的怎么啦？据2000年9月6日的《经济日报》报道，巫山地区有个镇教育站无视有关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3年时间从中小学生身上刮取钱财100多万元，私分滥发钱物近20万元！在半年后查获的另一起雁荡山地区某乡教办违规“搭车”乱收费案件中，几名工作人员竟将1999年至2000年“搭车”收取的15万余元“附加费”，分别以岗位津贴、过节费、午餐补贴、住宅电话、传呼机费用及预支“房补”等名义贴进了个人腰包。一些省市在1995年治理中小学乱收费活动中查出的不合理收费项目多达960余项，另在1999年查出的各种违规收费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占34.6%，学校自身行为的占49.7%。许多学子由此辍学流向社会，有的年仅十来岁的孩子甚或被残忍地逼上了绝路（有材料表明，每年因家庭贫困交不起昂贵学费而失学的中小学生全球数以千万计／注：许多读者朋友已经有所明白，深层原因探讨起来非常复杂，不过近年形势明显有所改观）。
“贵族校”与“校中校”
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让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本是法律赋予广大青少年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可近年，一些地方一边民工子弟学校、乡村学校因校舍设备简陋遭“封杀”，一边基础设施一流的公立名校纷纷改制挂“民校”招牌，自招“高价（议价）生”，众多青少年儿童及其家长为求学、为“择校”缴费问题而困苦不堪。学校方面诚然有他们的难言之因，如“中招”在某种程度上比高考竞争还激烈，人们择校成风，作为学校管理者也只能以加大投入，抢生源、争高分等非常措施来巩固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其结果自然是互相攀比着展开恶性竞争，收费标准直线上升，许多平民子弟由此而不堪重负！
事实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一些历史性的原因，各地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在师资、设备及教育发展空间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不难看到，这种差距对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公平性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此类问题上，偏偏愿意“锦上添花”者多，就连一些捐资助学者也大多把目光投向了“知名度”较高——原本教育资源配置已相对集中的一些“重点学校”、“中心学校”，以致校际“旱”、“涝”倒错失调，“涝”者沉而目眩，“旱”者干渴难支。趋之若骛的“择校风”，便由此而起。
小Z是个女孩，家在城里，而她的户口却随其母亲在市郊农村里。升中学了，由于学校与学校间的强烈反差，她的父亲让她选择了离家不远的一所中学。虽然小Z的身体不怎么好，可她的学习还是非常努力的，然而没读多久父母就让她去学理发去了。小Z自然承受不了，而她的父亲肚中也有诉不完的苦：由于户籍方面的一些原因，两个孩子读书光每年的“借读费”就比别人的学杂费高好几倍，自己每月的工资仅那么一点儿，又没有什么“外水”，物价在涨，学费更在涨，要维持一家4口生活与学杂费怎么负担得起！
按理，一些硬性的“失衡”问题本是应该尽力加以消除的，可不少地方相反的还在继续人为地拉大其差距。笔者日前从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一些人总是不惜以牺牲无数青少年儿童的基本权益为代价来换取“重点校”的生存与发展——不少地方至今仍在频频的给“重点校”加码，实行早先的倾斜政策。据调查统计，某市前些年对“重点校”的投资，比其它所有非重点学校投资的总和还多！事实上 “重点”校的设置不仅打扰了地区校点的分布，扰乱了基础教育的办学方向，也使部分学校人满为患，而更多的学校则因基础薄弱失去好生源而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议价生”、“条子生”自然由此更成气候，更呈蜂拥蔓延之势。据一位姓邱的学生家长反映，他孩子按居住地划分是上不了当地条件一流的“第一小学”的，可去条件设备赶不上趟的乡村社区小学又心有不甘，而要进城里的“一小”、“一中”，托关系不说，还至少得勒紧裤带缴一笔数千、上万元的“择校费”——这费儿相当于一般家庭孩子父母月收入总和的十倍甚或二十倍（中学高的达四五十倍左右）。然而，孩子本人还得削减日常的生活开支，并得寄住到亲戚家中接受另一种“考验”。
多年来，政府方面根据“平等受教育”的原则，虽发文规定公办中小学校不准搞“一校两制”，不得招收“择校生”和变相“择校生”，可据知情人士透露，规定归规定，实际是许多学校都在偷偷摸摸地搞，而且“议价”的费用还在不断地看涨。曾有位刘姓小朋友，他爸爸在替他交了6000元“异地借读费”的同时，额外又被摊了一张“自愿赞助表”：“自愿”赞助校方8000元。1999年秋，太行山东麓一所区属重点中学实行“扩招”，考生达到“扩招”录取分数线的一次性收缴“教育补偿金”3万元，而分数尚差点儿的孩子按“原则”是每差一分加收2000元。然而要命的是，这“原则”有时也是有差别的！《杂文报》前不久就披露了某地一所小学关于收取“赞助费”的价目表，那表中规定：一般孩子每人20000元；机关大院干部子女每人5000元；财税系统干部子女每人14000元……
也许是法不责众的缘故，如今是你“议”我“议”大家议，“议价生”问题已由地下浮到地面，其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中。据悉，濒临东海的S市已有一支几十万人的中小学“议价生”队伍。有的地方，学校各年级班额已超过了70人，而其中一半左右的便是“议价生”。有位女孩在谈及“初升高”那回事时至今惆怅若失，懊丧不已。她当初是吊针拔下后走进考场的，考后对照标准答案发现分数有明显的出入。后来她费尽周折才查实有两科科目共多扣了十多分。可招生部门说统计分可以改正，判错的分不能改。就这样，她稀里糊涂的成了一名“计划内自费生”。而更令她费解的是，校里明明可以容纳800多名新生，招时却只招400多个计划内正取生，非要将其余的全都划为计划内“自费生”？她说，她最大的负担是在精神方面，在妈妈日益憔悴的面容和爸爸日益紧锁的眉尖上！其实，“一校两制”的负面影响并不小，有的孩子既有来自经济生活与父母家人方面的压力，又在校里长时被人“另眼相待”， 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差距并非能用金钱可以消除的，因而常常是距离越拉越大，思想包袱越背越重，终日恍恍惚惚的，只能不时的背着同学偷偷抹眼泪。
近年，这种原本“垄断行业”漫天要价的行为已波及到小学、幼儿园。有位大嫂反映说，她的孩子上幼儿园刚两个月，这费那费的就交了近五千元。而前不久更是爆出了“幼儿园收费超过高校”的新闻。在一些市区，据悉最便宜的幼儿园每月花费也在500元上下，可那儿早已人满为患，许多小朋友只好跟随家长奔东跑西的一家一家地进行走访。可一听那收费标准，做父母的大都软了下来，因为连一些诸如定名为“幸福泉”、“金色摇篮”的幼儿园（所），首次需缴的费用就高达二三万元，有的甚至五万余元。
按理说，根据孩子们的身心特点，小学、幼儿园及初中就近入学有其一定的社会客观性，而且这一年龄段的孩子通常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可有人却认为就近入学是“大锅饭”，是保护落后（其实许多薄弱学校并非公平竞争的结果），争抢生源之风由此便“名正言顺”地席卷各地。如果纯粹是出于因材施教，搞些探索研究之需，想必是可以理解的，可问题是有人喜欢刮风，连一些社区性质的公立学校也争先恐后地搞起了“公有民营”的高门槛准入制。据局内人士说，有了“民校”这块挡箭牌，性质“变”了，收费就可随势成倍成倍地往上攀升，有的校里二十来个班几乎都挂了“实验班”的牌子，并要求七八十来岁的孩子统一在校食宿，收费项目随之大大增加，本来几十元、百来元一学期的学杂费一下就能变成数千上万元，有的初中三年，一次性学费4万元，以至有人戏说这样的“民校” 、“实验班”，不如说是“什（食）费校”、“创收班”更贴切。
诚然，一些学校“改制”后校内设施上去了，教师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也上去了，不少教师年收入高达3～5万元，有的甚至为通常工资收入的4倍左右。虽然这些尚不能与明星、大款以及一些贪官、衙内相比，但对照一些地处边缘数月甚至长年工资无着的乡村学校教师来，这般生活着也真够自在的了。而那些被称为“高价生”的孩子们，以及读不起“民校”、“实验班”的平民子弟，平日里总有一种“矮人三分”的感觉，其心理负担远远超出了同龄人！有小同学心神沮丧地说，为了筹集那“报名费”，父母家人连续奔波了几个月，直到一年半后家里还背着债；而自己呢，虽拼命地下苦功学习，可那考试分数就是跟不上。后来学校老师却找谈话劝转学来了，家里是妈妈哭，爸爸嚷，自己心中烦乱不堪，只有跟着妈妈一起抹眼泪。
1999年盛夏，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职校生在给母校老师的一封信中，居然丧心病狂地扬言要制造一起大的“报复”事件！后来，他在回忆学校生活时疾言厉色地说：“我曾因工作生活受挫带泪找老师吐苦水，可做老师的都是一脸的不以为然。”他责怪学校老师“招生只是为了挣钱”，“平时温情脉脉的，其实也这样薄情寡义……”此话虽然不免有些偏激，但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些许端倪来。
其实，曾有人就此提出过责问：如此高的收费，到底是在办教育呢，还是在办垄断性公司？！一些“重点”校，凭借某种历史性的东西一年收“议价生”进帐数百上千万的，个别“一手遮天”的校长、承包人光招生“灰色收入”就有数十万之多。而在此气候下，别的教职人员也争相仿效，有的让学生花钱买“座”，有的强制学生在食堂（校内个体小吃店）消费并规定最低金，有的卡孩子疫苗款，大肆克扣幼儿伙食费，还有的把授课场所向家中转移，收“家教”费，强行下发错别字连篇的盗版教材，分派“红贴”等。
由于收费项目繁多，标准不断上涨，近来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上线生不得不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1997年7月，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只因考分相差5分，家中父亲四处奔波后终因筹措不到2万多元的“议价费”而服毒自尽了。可怜的小女孩早上出门时爸爸还是好好的，可晚上回家时，爸爸已带着不尽的悔痛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个别掌握学生成绩及升学“命脉”者更是无所忌惮，为所欲为。
案例：小C原是某市一位小学毕业班的学生，她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由于要供养祖父母，每月工资仅够糊口。一天下午，小C刚准备回家，学校教导主任Z老师把她叫住后“关切”地说：“今年你要毕业了，读重点中学要推荐，你想不想读？”
“想读。”小C回答说。
这位Z主任接着问道：“是真想，还是假想？”
小C说：“是真想——”
Z又问道：“是十分想？还是九分想？”
小C没加思索地说：“是十分的想！”
这时，Z主任关照小C：“好！我保证让你读重点中学，不过你得去让你爸爸设法弄一台录像机过来。要不然，不仅上不了‘重点’，连普通中学都成问题……”小C听后顿时急得哭了，因为他家中连电视机都是黑白的，才12英寸，哪有钱去给Z主任弄录像机？！
美 丽 的 圈 套
为缓解教育经费之不足，帮助适龄孩子解决入学难的问题，各地先后出现了一批由民间自筹资金兴办的私立学校。在这些学校创办者中，自然是不乏富有爱心的有识之士的。
——1998年，一位姓马的北方汉子在亲生女儿被酒后开车者撞死在街头的巨大悲愤之中，毅然把仁慈的目光投向了另一些急需被关爱的孩子——自筹资金在古老的长城脚下开办了一家孤儿学校，及时解决了46个父母双亡或生活在单亲家庭且家长没有抚养能力的孩子的入学问题；
——另一位高校在校大学生，回家发现全村600多名适龄儿童仅一半多一点在乡中心学校上学，另一半或由于经济原因，或由于路途太远等而不得不游戏荒滩，劳作于田间地头时，临危不惧，通过打零工等途径筹集了一些资金后，劝女友一起踏上了艰辛的回乡办学的道路。
——在海拔3000多米的川西贫困山区，还有人开办了一所“普渡众生”的免费学校……
私立学校，不花国家钱物而吸收社会上一些个体的资金投入教育，缓和政府教育经费不足与适龄儿童入学难的矛盾，其社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此间，在一哄而上的社会力量办学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少问题。一部分私校一开始借助各种名义兴校办学，频频许诺这愿那愿，收费奇高，教育设施却缺这少那，质量“食言”， 有的筹办人员自身素质不过关，甚或把办学当做一种生财之道，违规现象频生，在传媒上却大做虚假广告，不断诱使一些急于求学的青少年儿童受骗上当。
某私立学校，据说实行的是与众不同的“特色教育”，有一个小朋友在那儿读小学二年级，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就达2万多元（如从一年级读到高中毕业总费用不下30万元），可所谓的“特色教育”，据家长反映不过是哗众取宠的“计算机+英语”，教师流动性大，孩子们在那儿终日心神不定，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中原S市曾查破一起非法办学的特大诈骗案，“学校”原是一心想赚大钱但苦于无门的三位农民从一则广告中突发“灵感”创办起来的。这家名为与某高校合办的 “职业中专”在广告中吹嘘“负责解决户口迁移”，“毕业后安排到行政部门上班”等等，因而很快就招收了69名学员，其中最小的14岁，最大的19岁。可学生报到后，校里没有教师，两名教员据说还是从进过军营的学员中临时物色的，一上课就是搞“军训”，课程内容不是跑步就是练拳脚，天天如此，没有文化理论课，也不发学生证，后经人举报才被侦查取缔。
有的学校虽说手续齐备，学校设施也可谓一流，可几个创办人中没有一个真正懂得教育科学，懂得办学规律的，外行领导内行，教育管理相当混乱。更有人在招生简章中吹得天花乱坠，什么“联合办学”，“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毕业证书”，什么“负责安置就业”等等，可结果却是从黑市上买来假文凭发给学生，而“包分配”更是成了一纸空文，虽说也有学员安排了上“岗”实习，可他们时间长的一个月，短的只有三四天便被“解聘”下了“岗”。
2001年金秋时节，几所礼仪（模特）学校的数十名学生分别被他们的“校长”从北国都市带到了数千里之外全方位开放的一个南国乡村。这些年龄最小才14岁，2个月前见了铺天盖地极具诱惑力的广告——毕业后“安排做模特或空姐”后才报名入学的女孩，哪会料到竟在几十天后被校方“安排”进了一家淫荡不堪的俱乐部当“陪酒女郎”，结果自然连最基本的自由都失去了保障。
“放假前猛收钱，开学时却不见了影儿”。有报载，某校一次暑假结束后，当70余名假满返校的女孩从四面八方回到有历史名城之誉的某省会都城C市后，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她们原先的老师及校长均不知了去向，更确切一点说，就是她们已经读了两年书的学校——“新世纪□□商务学校”如变魔术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直令这些来自边远贫困地区的女孩欲罢不能，欲哭无泪，一个个都傻了眼。
对“民校”问题，其实早有舆论要求对之加强管理，可政府有关部门却苦于无法可依——“管理难”！ 就此，华东一位地市级教育官员前不久披露了内情：教育虽说“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可实际工作中怎样去评判一所学校是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其实说得白一点，不少人投资建私校本身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2002年新年元旦刚过，一所实行“十五年一贯制”资产据说高达数千万元的民办学校一夜之间突然人去楼空，关闭了。那“辉煌”的校园内一片狼籍，只有一些无助的学生茫然失措地蜷缩在墙角抹眼泪！有位媒体记者从一位神情木然的家长口中了解到，几个月前他儿子入学时共缴了二十多万元赞助费，而其中有十多万元是从亲友处借来的，如今学校资产突然间“蒸发”了，往后的问题连想都不敢想下去。
还有的地方，不少人花了数千上万元费用千里迢迢的上门求学，可当明白陷入骗局后不仅要求退学无着，人身安全反而遭到了威胁。1996年有家报纸曾以《一所罕见的死亡学校》为题，披露了某校保安培训分部承包人私设打手、禁闭室，学员们伴着粗暴的打骂及非人的折磨度日，以致1996年1月竟发生了一起一名学员被活活打死后横尸山洞，两名学员重伤致残，另有6人险些丧命的惨不忍闻的恶性事件……此外，在轰轰烈烈的办学大潮中，也有人甚至办起了传教、如何蒙人“发家”、搞“风水术”的阴阳私塾等等，一些被骗孩子的家长痛心疾首地说，“钱被骗有时倒还不是最主要的，可怕的是孩子的心灵受到重创”，因为这种创伤通常用什么也都无法弥补的！
“城”内“城”外
钱钟书先生一部以“围城”为题的长篇小说，曾向人们揭示了世间万事万物一些极为普遍，让人迷惑、彷徨的“墙”现象。近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高校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这既是“科教优先”政策的具体体现，也为各地千千万万中学毕业生提供了一个“圆梦”的机会。据了解，许多高校时下正以平均每年20%～40%的速度扩招新生，在校生数量急速翻番。然而，就在这令人欣喜的数字背后，也有一串令人尴尬的东西先后浮出了水面：“萝卜快了不洗泥”，一些学校人满为患，校舍告急，仪器设备告急；一些学校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学费上涨，教育质量却明显下降……
在前不久的一项网上调查中，上万名参与者，有近八成的人反映教学质量方面有问题，如认为在高校苦读几年后，“能学到一点儿知识”和“根本学不到多少有用东西”的占了79%。虽然这一结果有点不可思议，但“拔苗助长”、“小鸡下面条”之说倒是比较形象的。据英《每日电讯报》2002年11月报道，由于当地高校一味扩大招生，生源基点下降，相当一部分学生入学后根本无法适应大学学习生活，以致一些人在无奈与尴尬之中，不得不中途退学离校。另外，在“后勤管理社会化”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让人遗憾的怪现象。有位正在某工商管理学院求读的同学反映说，他们宿舍前些天门锁坏了，虽跟管理人员说了数次可都没人去修，由于宿舍在四楼，又进不了门，有的同学只好冒险从隔壁阳台爬过去，可这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还不知该由谁来负责，谁又能当真承担得了这个责任？！
与此同时，有的高校还利用扩招计划或上面允许保留的定向计划变相搞自费，收取高额的“学杂费”。他们有的一边称有能力继续扩招，一边却一个劲地嚷着自己一直是在做“亏本生意”，学费吗还得进一步……神圣的殿堂似有演变成技术培训机构甚或“考证中心”之势，令人神往的文化学术之舟正在向世俗与权钱妥协中——
有位已期待了很久的考生从绿衣使者手中接过某科大《录取通知书》后喜不自胜，可待他打开通知书一看，脸上瞬即由“晴”转了“阴”——那通知书上说报到后需一次性交纳学费等8200元。其实，这还不包括平日的生活开销等费用。就此有人曾算过一笔帐，先不说那些连温饱都有点困难的下岗待业者，不少地方的城镇普通工薪者平均年薪才不过五六千元，而农村居民年均纯收入有个二三千就已算不错的了，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家里一年的收入减去衣食住行等花销后，父母手里剩下的恐怕只有几百元钱，每个学生每年一万左右的费用，相当于城镇职工年均收入的两倍，农民年均收入的4～5倍（而人毕竟还有生老病死修房之类的事，有传媒披露一些高校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在校贫困生约占20%左右）。
针对社会上的一些议论，也有人非常干脆地说：上学交费是无可非议的，美国哈佛商学院与清华某学院联合开设的“网络时代的管理”高级研修班，5天的学费就是五位数。可这里一些人也许忘了，政府部门数十年间曾源源不断地对高校予以了大规模的投入（这毕竟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吧），正如一位潘姓先生所指出的，高校其实并非纯粹的“私营教育公司”，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它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官办和公益的性质。然而与此相反的是，有些原本就旱涝保收的公立院校招生人员还不惜一切的借“录取”之机打考生主意，搞以权谋私，少数高校甚至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帜下争相违规招生，违规收费，有的宣称自己的教育成本已涨至多少，多少（其实仅1999年一些高校被有关部门审计出的违规收费就有一二十亿之多）。可怜历经“考试大战”浓烟熏烤的人们，有的为每年高达一万四五千元的费用全家勒紧裤带四处奔走，有的交了学杂费而交不起额外的集资费被“逐”出校门。据2000年9月5日《杂文报》顾此彼《学费“猛于虎”——为穷孩子上不起大学而呼吁》一文透露，按一些高校的收费标准，不少平民家庭省吃俭用、发动几代人集资帮助甚或砸锅卖铁也交不起这等学费，1999年，黄土高原仅一个县主要因缴不起费而痛弃入学“绝大学之望”的就有200多人。
诚然，为帮助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能走进高校大门，政府有关方面设法推行了积极的“助学贷款”政策，并实行财政贴息制度，不少高校除设法安排勤工俭学岗位外也做了相应的一些助困工作。可是由于涉及面广，学生毕业后“流动性大，追款难”，生活来源不确定，“仅靠工资收入将来拿什么还钱”等种种客观因素，本给人以希望与支撑的“助学贷款”一些地方在其出台不久便陷入了灰蒙蒙的窘境之中。曾有位家中已欠了一屁股债的孩子，在绝望中看到大报上刊登的“助学贷款”消息后放声大哭了一场，然而当他找来作证人的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来到县城银行，兴奋地把《录取通知书》递进去时，想不到从里边传来的竟是一阵讥笑声：“真是异想天开，钱能有这么好借的吗？”“要是上面的政策都一一落实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呀……”就这样，到了眼前的希望一下幻灭了！
另一位出生在澜沧江畔的男孩，为凑齐开学时要交的学杂费，家里已被“榨得灯枯油尽”，连亲戚好友处都借遍了还亏着近2000元的钱。无奈的他只得把希望寄予了“助学贷款”，因而到校后便急切地提交了申请书。可等呀等，等了2个多月仍一无结果。哪知校里像他那样申请待批的贫困生共有1300多人。有人就此统计过，开学2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们那儿平均每100个贫困生中“贷款”已到手的仅为0.64人。有的家长不无伤感地说：我们几乎能把那贷款政策给背诵下来了，可单位找了一家又一家，跑了两个多月连一分钱也没能拿到手！
为了完成学业，也为了维持生存，许多学子选择了边打工边啃书本的勤工俭学之路，这本在某种程度上既能培养自己的吃苦耐劳精神，同时也可增加一些社会生活经验，有其独特的生活价值。可眼下社会上一批又一批的在下岗，这勤工“岗”还能好找吗？
——闽籍学生小C，是家中残疾的父亲从亲朋处东凑西借了6000元钱后才勉强让他挤进大学校门的。这学虽说是上了，可接下来毕竟还有日常各种开销问题在等着他。周末，他便果敢地与班里几个同学一起干起了街头擦鞋工的活，虽然一天下来所得的钱还不够其他同学吃上一顿早点什么的，可小C还是觉着了劳动付出的价值，因为他知道校内外还有月均只有二三十元生活费的同龄人在坚持着。
—— 小N本是某农大学生，升二年级时只因家中付不起昂贵的学费，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无奈的他是希望通过南下打工挣点钱后再继续自己的学业的。可谁知，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而打工攒下的钱算来却仅够他做回家的路费……
由于长时间的拼命打工赚钱贴补日常开销，也有一些高校学子因体力严重超支，几年下来后身体累垮了，结果只得满怀酸楚地弃自己钟爱的学业而去。
自然，许多高校女生是通过课余应聘做“家教”来筹集生活费的。可做家教同样不容易，有的女同学在上门辅导时不慎落入户主设下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有的更是尚未上门即被人骗至偏僻处而惨遭毒手……这些受辱的女孩大都只能对着漆黑的苍天独自啜泣。与此同时，还有人受辱失身于与自己年龄几乎不下上下的“学生”，甚或因“怀孕”遭开除直至最后酿成血案！
另外在年轻的跨洋“留学”者队伍中，也有不少人在付出了巨额的学费后，由于种种原因，既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又无法归还家中欠债，回乡见“江东父老”，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丧失了人格与尊严，甚或选择了自绝他乡的不归途。
以“罚”代 教
“爱是教育的前提！”
美丽的西子湖畔，有位姓郭的老师，一次家访中发现有一个名叫黄××的同学，其父亲已不幸去世，母亲一人带着他们三个孩子非常辛苦——几乎没有时间关心教育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已开始学坏了……为了教育、挽救小黄同学，老师第二天放学后又搁下自己的家务去了他家。郭老师先找来正玩得满头大汗的小黄，拿出理发剪耐心地替他理了发，随即又用针线帮着缝补蚊帐上的大口子，最后还帮助孩子们做了可口的饭菜，孩子被老师真切的关爱感动得眼泪汪汪……据说，大年三十与新年初一，郭老师又先后抽出时间登门看望了小黄，另外还努力设法找出小黄身上的闪光点，让他担任班里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给了他极大的信任和鼓励。经过郭老师反复不断的教育和帮助，小黄终于象变了个人似的，不仅摆脱阴影，各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而后还非常出色地成了一名地市级三好学生！
显然，爱似甘美的雨露和温暖的阳光，她能产生一种神奇无比的力量，可以融化严冬的冰雪与山冈上的顽石。可惜的是，生活中那暖人心窝的“爱”有时像三伏天的雨水，很少光顾干旱龟裂的大地。
通常而言，一些企业员工触犯劳动纪律的会被扣薪罚款，社会上制售假冒伪劣品者要接受经济甚或刑事处罚……可不知何故，“罚”在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大、中、小学校园里也有很大的市场。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元旦刚过，某校迎接同学们的新年礼物竟是校园醒目处那一溜儿排开的20多张布告——近4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校纪处分，其中15人还被开除了学籍！
也许，“罚”这种方法简单易行，而且还常常能“立竿见影”，因而随着社会上各种罚款、收费风的盛行，一些学校教职人员耳闻目睹后，“以罚代教”的花样也翻新了。在一些地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常常被一张张“量化”表格及与之相挂钩的“罚款条例”所替代，如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罚几毛钱，打碎玻璃或聚众吵架罚几元钱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有的甚或连上课迟到、讲话做小动作，课文背不下来或作业没完成、考试不及格之类的也用这样的“经济杠杆”来解决——
某校一名初一年级学生因在校吵架被“罚款”20元；
一个年仅10岁的小男孩因为没有完成前一天的作业，早晨上学时只得咽着口水，将他妈妈给的一元钱早餐费交到老师的手中；
上课铃已响过三次，几个初中生才从操场上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随着接连不停的几声“报告”、“报告”，教室的门开了，有人战战兢兢地交了2元钱的“罚款”后走进了教室，而余下几个则只能站在门外“稍息”……
对此，有人还振振有词的，什么“顺应改革形势，培养学生的经济意识”呀，什么“强化班级管理，增加班级活动经费”呀等等，有的学校明文规定的罚款项目竟多达二十来项。
如上课说话、打闹，每次处2元罚款；迟到、早退，一次罚1元；不经允许随便串桌者，每次罚1元；不完成作业的每科罚1元；旷课一天罚5元；未经班主任允许不上体育课者每次罚1元；因本人违纪而造成扣班集体量化分的，每扣一分罚1元；无理与老师顶嘴者每次处以2～20元的罚款；每周评出的“不守纪律者”，处5元罚款……
也有为“严肃班纪”，推行“奖”、“罚”并行政策的，即凡被同学举报违反班级纪律者罚款5元，举报者提成3元，留下2元当班会费。据说此举实施后，班上举报频频，一些小同学每次上学去都是提心吊胆的怕这又怕那，惟恐一不小心那“钱” 没法儿去搞。
某市一所初级中学《罚款条例》中有这样一条特别的规定：即每次考试后，同年级几个班的人先统一按分数高低进行排队，倒数第一名罚款30元，而后依次逐个递减1元接受处罚……
按说这一罚则已够同学们受的了，可还有比这更绝的，其具体做法是：凡考试成绩不及格的每差一分罚10元，或考试不及格副科每门统一罚100～150元，主科每门罚200～300元。结果，几名开了“红灯”不敢（或没法）向家长要罚款的孩子铤而走险，最终被生生逼上了“被告席”！
自然，为师者也常常有他们自己的苦衷，现在不少家庭平日对孩子娇惯放纵，他们较为任性，怕吃苦，不把学习、纪律什么的放在眼里，出了问题光靠“嘴说”不大顶用。可据此，一些学校进而又出损招——雇请社会上一些已有前科者代为“维持秩序”，一旦学生违反“校规”被他们逮到，会被处高额罚款或痛打一顿，更有甚者，处罚学生不仅动用拳脚，而且每动一记都要索取所谓的“辛苦费”。
尽管体罚、心罚以及各种经济性质的处罚多多少少都有其一定的警戒、慑服作用，但对于受罚的学生来说，真正由此而心悦诚服、“幡然醒悟”的能有多少？而与此相反的是，以“罚”代教不仅会直接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扭曲双方纯真美好的关系，也极易在学生幼小、纯洁的心灵里留下灰色阴影，使他们失去自尊、自信，甚或产生逆反、报复心理，进而破罐子破摔！
——某校曾有位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高一新生，只因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先后被老师罚出课堂、撤销职务、责令公开检讨，等等。起先，他是据理进行申辩，而后也进行了有限度的“抗争”，可均无济于事。他是诉无处诉，忍又无可忍，最后留下“是我太差、太坏，还是这里太寒、太荒诞”的巨大问号，噙着泪水离开校园的。
—— L本是一名初中生，曾多次因故被学校老师罚款处理。由于家中比较贫寒，他通常是不敢回家光明正大地向父母要钱的，开始几次，他只是谎编理由向家长讨一点儿钱去学校交“欠帐”，可后来他再也不好意思向多病的父母伸手了。于是，他就另想“高招”，并很快由小偷小摸发展到了拦路抢劫他人钱财，最后成为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少年罪犯”。
——1996年，太行山南麓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只因学习成绩不好，按“校规”被多次罚了款。4月中旬，他又因考试不及格受罚，由于“罚款”未能及时上交，随后的一次考试他被孤零零的拒在了门外。至此，这个心里严重受挫的孩子终于绝望了，回到家里就用根治虫害的农药了结自己花蕾般的生命！
无 处“藏”身
笔者曾在报上看到过这样一则消息，说的是某企业技工学校10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生，被学校老师挑选到宾馆陪领导们跳舞。那天晚上，这些女生被带到舞厅后，校长把年仅16岁的小M介绍给了一个胖个子领导，并煞有介事地说：“M处长是管你们毕业分配的，你把他陪高兴了，对你会有好处的……”接下来的事儿，我们这里也许不必细述了。
其实，许多朋友可能已有所知，一些孩子时下上学读书的日子确不大好过。除了过重的课业负担外，随着校点的撤并，还有上学路上各种狗兽、车辆，以及不法分子的骚扰。即便进了校园，有的小同学也依然难免畏首畏尾东躲西藏的多种窘境。
如1998年9月6日，学校开学刚过去五天时间，兴安岭地区一所中学高一女生宿舍楼，晚间即发生了一起特大抢劫案——几名歹徒以查夜为名，挥舞着滴血的利刃从501室依次抢劫到509室，刚入学不久的70余名新生无一幸免。甚至还有报道披露，此起令人惶恐不安的抢劫案，竟然系学校一个道貌岸然的教职人员为首策划实施的！
其实，“校园暴力”与社会上的暴力事件一样，近年东西方均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态势。另外，随着校园内外物件设施高档化、贵族化倾向的抬头，三尺讲台含“金”量的上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及“校园歧视”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加速蔓延着：一些生活贫寒或成绩不够理想的同学，除了课堂教学提问、日常谈话交流等受到某种歧视外，还往往被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同学瞧不起，因为他们太“寒酸”，太“不合潮流”了，同学们对他们常常不屑一顾，冷眼以待。
1997年，一家青年报曾刊发过一则题为《家庭贫困屡遭讥讽，一小学生含恨自绝》的报道。报道说，一个小女孩只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校里许多同学歧视她，并经常喊她“傻欢”，有些同学甚至还打她、骂她。而老师们有的对此视若无睹，置之不理，有的在教育中也同样存在着歧视性行为，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伤害了小女孩的自尊心。可怜的小女孩由于找不到可以维护其生命尊严的支点，竟而在绝望中选择了与世别离的道路……
另外不知从何时起，一些低龄的中小学生在校园内外还屡遭比自己大一点的学哥、学姐们的勒索欺侮。有位小学生反映，一天他回家经过一条偏僻的小巷时，忽地从街角处冲出一群十多岁中学生模样的人来。“小子，想回家？先交过路费来！”“凭什么要给过路费，这路又不是你铺的。”“少废话，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对方说着，缠着，一人用手中的烟头触烫他的小手，另几个也蛮横无理地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如数劫走了他兜里的零花钱。
某高校附中初一年级学生小Z，一次放学刚走出校门不远，便被一名比他大不了几岁的人给叫住了，说是要“借几个钱花花”。小Z不从，那人就恼羞成怒，一把揪住小Z的衣领挥拳便打（后幸有几位行人及时上前制止才不了了之）。几乎与此同时，另两个读初二的同学在放学等车时，也被四五个外校高年级学生截住并强行搜走了他们身上的70多元现金。
还有一些小学生被人截住后，对方不仅翻她们的书包，还逼她们唱歌、跳“舞”，这些小同学整天提心吊胆的，连上课时心都不在教室里，老是想着怎样躲避校内校外那些小混混以及家狗野狼之类的侵害与骚扰。可怜的孩子们，不知有多少人知道你们每天没完没了的读呀，写呀，背呀之外，还要如此战战兢兢地提防被人打，被狗欺的。
1998年的一个秋日，秦岭地区一个初二女生刚走出校门即被几个十七八岁的人给拦住强行搜了身，而更为可恶的是：当身上所带的钱全给抢走后，那些人还要逼着她“明天再交50元”，并威胁她不许告诉老师及家长。考虑到父母从外地来做生意的，怕他们惹不起麻烦，这个女孩一直未敢出声。可对方却由此得寸进尺，变得更加放肆——她先后十多次被两伙不同的人抢走了四五百元钱。惊恐万状的她为了逃避那些敲诈者，结果瞒着父母师长开始了自以为最安全的近一年的“逃学生涯”。
有材料表明，一些学校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有过类似的受人欺侮的经历。据几位初中生反映，这些混混大多是尚在读的同校“学哥”、“学姐”，或刚出去不久的本校毕业生，他们抢起钱来通常谁也不敢不给，因为谁要是惹着他们了，谁就难逃“被打的命运”！有的受害小同学并非法制观念不强，而是因为他们已有过不小的教训，知道报告父母师长没多少作用，有的虽报了案，人也抓了，可他们出来后往往会更狠更损地折磨人，以至一些同学没法继续原来的学业，或转学去了外校，或干脆辍学回家躲起来。其实，有记者实地采访后发现，一些小同学所受到的欺辱远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严重。个别充满暴力行为的学校内，一些教职人员的表现常常令人费解，他们有的视而不见，有的甚或在学生受欺难忍自杀惨案发生后才急急忙忙的展开行动（——设法隐瞒真相，推诿相关责任）。某市一个由流失生等纠合而成的团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竟在5所学校发展大批“会员”，收取所谓的“保护费”，作案共达30多宗——其中有一名小同学为躲避严刑追逼跳楼身亡！
请给一份至诚的爱——“边缘”人心语
生活与安全教育，是儿童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以生活及安全常识，让广大青少年学生了解生活，学会生活自理、自立及其自护、自救是父母师长们的共同职责。由此，在日常的教育工作中，广大教师及青少年学生家长都应直面现实，切实加强生活与安全问题教育，帮助青少年学生学会生存，学会生活保健和积极的应急应变能力，确保广大青少年儿童平静地度过多事多变的学生时代。这里我们着重就青少年儿童这一边缘弱势群体基本的求学与交费问题作一必要的分析与探讨。
我们已经看到，随着20世纪大规模全球性战乱时代的终结和产业革命的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富人层”的规模正日趋扩大。如2000年，仅欧美一些富翁拥有的财富就达27万亿美元之巨，在东亚大地上，一些私营企业主、“首富”人物的个私财富也已直逼百（千）亿大关，这里不必说一部分影星、歌星、球星、房地产开发商年收入数以百万、千万计，有的地方，甚或连机关事业单位一些谋职人员拥有的财产也高达七八位数……然而，就在众多的人们踩着小康生活的舞步，从别墅到股市，翘首富康车、挤身“俱乐部”，有人三五十万，二三百万上赌城、养小蜜的同时，也不难看到，还有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仍在温饱与饥寒的分界线上费劲地挣扎着。尽管各地政府民政部门及慈善机构等协力展开的“春风送温暖”类减负帮困救助行动都在不断地向纵深拓展，只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错杂的原因，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存在依然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一个先于周边几个市县进入经济快车道的现代化都市。小Z一家三口，他本人14岁，勉强在读初中，母亲无业，父亲也无固定职业。父亲初下岗那些年，每月尚能领到200多元的生活补助，而现在只是断断续续地替别人打零工，家里连一个月二三十元的水电费也时常缴不起。前不久，原先一直租用着的房子又被通知划入了拆迁范围……
——在另一个三口之家，为父者由于厂里生产不景气工资时常被拖欠，最后一次厂里7个月才发了400元工资。而下岗后就连那些少的可怜的钱也没了着落，女儿要上幼儿园，连最最基本的一些费用都交不起。后在亲友及社区干部的支持下，他咬咬牙终算开办了一个脚病疗理所，可一个月下来全部毛收入还不到80元……
事实上，在每年众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的无法实现再就业，有的开爿小店什么的，收入还不够付房租管理费，也有的给人打工一天只挣几元钱，甚或一年干下来了，工资报酬却无着，一些人不得不上街游走靠卖艺或捡破烂为生。此类现象，无论西半球还是东半球，其实都还大量存在着。
在农村，一些地方前些年乡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几百元，不少孩子每周返家时背上一罐子咸菜或干菜之类的就往学校赶，有的遭遇旱灾地里没有多少收成，连粮食都不够一家人吃（而当地一些吃公粮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还要在他们身上打捐款、摊派的主意）。近年，在政府的关注下，虽然吃饭不用愁了，但就是缺少交这费那费的钱！前不久，华北运城有位令人敬佩的青年教师王强，他在假期自费跨省到各地进行家访时发现：有的学生还住在土坯房里，有的家中父亲在外打工一天只挣3元钱，还有的做母亲的靠卖血贴补家用……
其实有材料表明，一些地方因缺乏维生素A等造成发育迟缓的患病孩子仍占3成左右，个别贫困地区则高达50%以上（有的孩子就是爸爸妈妈买一块豆腐、一把芹菜回家，也会让他们欢快地奔跳一阵子）。值得一提的是，据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发布的《1998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透露：每年有近700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症！
然而，总有一些人对此置若罔闻，明明周边一些企业不景气，下岗人员多，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偏要自立“项目”向学生加收杂费。如某校提出3月份要办“少年×校”，让每个学生再交80元服装费，一些六年级学生及其家长提出异议，离毕业只有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了，请求不要再在校服之外摊发一套警服，而校方却反驳家长对军警感情不深，（有人）打麻将旅游成百上千心不疼，收几十元服装费就心疼了……似乎双方都有自己的理，可就是不知这“经”究竟是谁给念歪了？！
事例一：一位“父亲早亡，母亲工厂开不出工资”的小学生，只因为没有钱买校服，在全校举行升旗仪式时被拒之于学校大门外。
事例二：某中心小学一个姓肖的孩子，新学期开学不久就又被他的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按在凳上打了20多棍，责令他第二天交“补课费”，而且“不准哭”，要“加倍”。最后，这个老师又进一步威吓他：“若不交，叫你比今天更惨！”
其实，在一些影视媒体对“富贵族”情有独钟的今天，不少人也喜在“人均”的大旗下演绎另一些故事。几百元钱的费用，诚然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可能还不到人均收入的千分之一，对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可能也只占到了1%左右，然而对于数量不少的低收入家庭，尤其是极端贫困家庭来说，所占的比重可能是10%、20%，甚或是实际可支配收入的100%，200%！也许有人从未听说过，有的孩子就是因没钱买早点或午饭，每天只勉强着吃两顿——他们是空着肚子坐在教室里的。
1999年7月，有位搞艺术的老先生遇到过这样的3个孩子，他们父母双亡，爷爷患了肺癌，唯一支撑着家庭的奶奶70多岁年纪也已力不从心了。老先生于心不忍，终以自己的仁慈之心向他们伸出了救援之手。
有记者2000年11月在祁连山地区调查中发现，当地18所高校8万多学子中约有30%的人月均生活费不足120元，其中一些人的月生活费仅够一些高薪者抽半包烟，有的就餐时只买半份最便宜的水煮白菜下点饭。因为百姓中毕竟还有一部分援助范围之外的人均月收入只有二三十元、三四十元的特困人群，有个女孩噙着泪珠说：“我能来高校交费读书，是父亲用他的生命给换来的……”
某市有一居民户，由于夫妇俩人均已下岗，月收入合起来才三百余元。为了供养六七岁的儿子上学，他们先后尝试过擦皮鞋，蹬三轮车……可家中仍然入不敷出。渐渐长大的孩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也想替父母分担些困难什么的，一次竟空手上商店“提”面包被人抓住后给揍了一顿。为此一家三口抱头痛哭了一场。几天后，六神无主的父母把孩子送到亲戚家后便肠断魂消双双回家自尽了。有记者获知此事后欲了解些情况什么的，而当地领导此刻似也感到有些吃紧，特设宴款待。正直、善良的女记者，面对丰盛的宴席与麻木的父母官不禁失声痛哭，挥泪而别（参见《新闻记者》2001年第4期）。
尽管在政府有关方面的倡导下，各地都在开展帮困助学活动，可由于地区差异，依然有众多的孩子被那（——一些人眼里无异于九牛一毛的）“学杂费”、“补课费”、“附加费”之类的牵扯着喘不过气来。据1997年的一则材料表明，有65%的被抽样调查对象难以接受高涨的教育费用，其中工农阶层中这一比例都超过了70%。中原某乡共有1006名学生，可一次开学后，辍学人数竟达302人，流失率高达30%。与此同时，也有年仅十几岁的孩子，为了坚持读到毕业，甚或不得不冒名顶替他人四出去卖血。另有传媒披露，1999年1月，曾有所乡村小学以统一购买期末试卷、自测AB卷等为由，向一到五年级学生分别收缴15～20余元的费用，部分学生就因家里一时交不出钱而赶去地下花炮厂打零工，结果共有10个孩子在同一起事故中被炸罹难。也许过惯了锦衣玉食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些可怜的孩子用花蕾般的生命去交换的只是那区区的几只角币。另据一家社会报2001年2月报道，有关方面对64位见义勇为的烈士家庭作了调查，其结果有42家生活相当困难（人均月收入不足200元），29名烈士子女因困难而辍学、失学。一些发展中国家仍有上亿学龄儿童得不到最基本的教育保障。
根除贫困，消除生存危机和发展障碍是人权中一个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有关方面应切实关注基层群众的困难问题，努力规范社会劳动分配秩序，加强就业援助和社会基本救助体制建设。由于教育本身蕴含着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的职能，是天底下最神圣的事业，任何学校、任何人都没有从学生身上搞“创收”玷污其神圣殿堂的特权。与此同时，“一些行业的优惠，是对百姓的最大不惠！”有关部门应深怀博爱之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切实加强规范化管理，加大责任审计力度，集中财务调控，管住多个“出入口”，坚决治理乱收费等行为。其中，对以“办学”为名，直接利用办学、牟取暴利者应予认真查处，要铲除校园“蛀虫”，卫护教育一方净土。其中义务教育作为一种“保底”的教育，是一种“全民的教育”，政府部门应努力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的教育环境，在投入上予以必要的保证。同时要加强管理与引导，加强薄弱校建设，多为普通孩子办些实事，以确保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日前，我们欣闻中国国家教育部已出台了教育收费的“十三道禁令”，其中农村贫困地区小学生每年交费约120元，初中生每学年最高不超过230元，这无疑为加快教育改革，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青少年学生及家人对违规“搭车收费”者也可以由此理直气壮地说一声“不！”了）。
诚然就父母家长来说，不少人为了孩子升学上“重点”上“名牌”几乎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拼着性命上，其精神虽说非常可贵，但是把那可怜的一点钱全压到了孩子的“教育投资”上，甚或“寂锅冷灶”、卖粮呕血的，以整个家庭的生存基础为代价换取“重点”准入证，如此孤注一掷是否为理智的或者说唯一的选择？有专家就此分析后认为：“重点”校或民办“贵族”校其实并非升学谋发展的“保险箱”，来自平民家庭（尤其是农村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挤身都市“贵族校”往往会面临诸多的不适应，如生活背景条件反差大易产生自卑感，形成乖怪性格；教学起点及节奏上的差异易使固有的知识链产生断裂，并引发心理疲劳证和学习恐惧症等等。由此，父母良好的愿望某种程度上反而会成为制约孩子健康成长的负面因素（最终陷于恶性循环之中而无力自拔的概率通常在75%左右）。近年，不少城乡原本基础相对薄弱的学校在师资条件装备及管理水平上提高较为迅速，做父母家长的如果再一味从众，让孩子舍近求远加重生活与精神负担的去就“重”择“贵”未必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再“金贵”的学校教育体系也无法全面取代家庭特有的亲情氛围及教育效果的，而且有些地方的“择校”、“留学”服务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眼前的一些钱财还经不起大家的折腾。
再则，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付出的代价越大，对未来的期望与要求通常就会越高，一部分人可能会得到预期的收获，而更多的人搞“拔苗助长”，越是拼命死抠，就越可能产生失望感和愤怒的心情，搞得大家都紧张兮兮的，惶惶不可终日。一些年来，身体搞挎的，精神出问题的，自暴自弃、家庭破碎的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哥哥上名牌大学全靠弟妹打工挣钱资助，结果亲弟弟涉足特大盗窃案的，也有妹妹上学，做姐姐哥哥的卖血挣钱甚或以身相许的……显然这种伤害远比其他的伤害更让人彻骨痛心，沮丧不安！因而“毁家求学”的高价买卖还是慎重一点为好。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时下现代远程教育正在迅速崛起，依托大众传媒进行知识的自我武装已成现实，有人曾就此举例说过：一个低收入家庭与其负债出上万一学期的巨额学费，还不如多买些书刊给孩子阅读阅读，为他或她提供一个合适的治学创业环境来得稳妥。比如现在最开放、最经济灵活的自学考试，具有学习方式及地点灵活、专业选择与学习进度灵活、经济、自在等特点，素有“身边的大学”之称，笔者家乡一位农村自学青年就是从媒体上了解到农业综合开发大有作为的信息后，根据自己的潜力与市场行情搞家庭种养业，立体生产，综合开发利用，结果没多久，一年的收入就可抵得上一个“博士生”的高额薪金。另外，也可以是通过打工经商学点技术，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再规划进一步的发展。总之，要学会审时度势，善于分析利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练就勇于直面现实的性格特征也许比单纯拿一张文凭更有价值。
当然，现在“找工作难”是一个大家都感棘手的问题，而平民子弟要立足社会创业谋发展比他人更不易，如有机会进一步深造也不要轻言放弃。低收入家庭子弟上高校一般有3种助学贷款可供衡量选择：“学生贷款”、“国家助学贷款”以及“一般商业性贷款”，通常需由本人向学校贷款审定机构提出申请，申请时提供本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必要资料（一般包括本人书面申请，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街道或乡级以上的困难证明，还贷担保人的担保书或质押财产权利凭证及权属证明等）。此外，还可在校参加勤工助学活动，一部分人还可申请学费减免、特别困难补助等。这里需提请初涉社会的青年朋友，尤其是一些单纯的女生，在勤工俭学过程中必须有相应的安全防患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履行有关手续，仅凭“口头”协议是不可靠的，除可能突发的劳动争议不好处理外，还易为人身安全埋下难以预料的隐患。因而不要轻信他人，也不要过于的自信，你一见面就毫不犹豫地跟着生人跑，“到时候再想办法……”要是真到那时可由不得你了。比如上门做家教，对方虽有女主人在家，可有时女主人会因人因事不回家，晚上风雨交加及大热天等等都会生成一种特殊的生活场境，1997年就曾有个女生在勤工俭学做家教时受辱失身于她的“学生”，为了名誉她没有报案——天真的她在对方的软硬兼磨下还抱一线希望让他“悔过自新”，可事实是不仅那个做“学生”的本性不改，连“老头子”也择机奸污了她，后来又因上医院的事儿传到校里再遭不幸，年轻的姑娘结果连同另外三条半人命一起倒毙在血泊之中。另外也有女大学生在应“聘”途中就遭毒手的。